张江舟的水墨人物画诠释了以“动”得“远”，以“远”归“近”的水墨新境，其“远”相对于满足“描摹对象”的形体真实而言，其“近”意指从描绘对象的“心理真实”引向更为抽象意义的“大写的人”的生命形式，他的升华在本质意义上就在于此。在20世纪以“徐蒋体系”为基本范式的现代水墨人物画格体中，“水墨加素描”的新传统将人物画的重点置于对客观对象与真实场景的“再现”上，其优势在于在特定时代需求下“拉近”中国画与现实的距离，以此弥补了传统中国画所缺失的“写实”水准。从那时起，与现实对象形体之“近”成为中国画人物关切的主流表达方式和话语取向，但是，这在解决了中国画造型准确性的同时，也因对人物形象的忠实而限制了艺术家主体意趣的发挥，一定程度上遮蔽了对绘画本体价值的探索。如何从表现人物的现实存在上升为表现人的命运的精神存在，如何在刻画人物存在形志的同时发挥笔墨的价值，使人物的躯壳与灵魂和笔墨语言更内存地交融一体，张江舟在时代文化情境的转型期敏锐地意识到这一学术课题在新时代审美期待的呼唤中，他为自己的水墨人物寻找到了新的出发点，向传统观念中“静态人物”的描绘方式发起了挑战，将群体人物统摄到由失重、升腾、漂浮、旋转、交织的强烈“动态”中，将画面结构和人物组合“动态化”，使其拥有一种“运行”的感觉，营造了一种由悲剧氛围笼罩起来的崇高感和神圣的“宏大叙事”。

　　张江舟创造了一种人物群像的新图式，将“形”从对象和实景的“第一自然”的限定中解放出来，从而最大限度地从“意”的层面实现艺术家主体性情的表达。在笔墨语言上，他突出研究中国画“线的书写性”和“皴擦晕染”作为语言的意义，打破人物形象所受的“边界束缚”，将人物的“影像”置放到比传统中国画“写意空间”更大的画格中，让“线”在形体交代、气氛营造和动态渲染中与墨色融于一体，使笔的运行浸染更多的无意识，由一种流动性的状态自然“沁入”绘画主题并引向深化，将内在的“情思”与人物在画面中的“终极性”存在畅尽地交融，使人物存在方式之“态”超越“实景”的局限而得以向心灵之“动”回归。

　　张江舟在特定节奏中排演出的人物组合实现了从对“生命个体”的关切提升到对“大写的人”的关切；同时将传统中国画的写意性在“现代绘画”的启迪下放大到更为广阔的空间，并与对“人的关切”形成一种相互促发之势。他的人物画实践为中国画在新的世纪以更为饱满的精神“关切现实”、传承并发展20世纪水墨革新成果、打通传统与现代的观念“隔断”提供了有力的探索。